慰他。虽然我的心里也憋着一股子窝囊气。可又不知道从何处撒。纳纳启动了车子，我们直奔车管所。好在路程不是很远，否则我们非跑断腿不可。

车管所的门卫挺着大肚子，仿佛一只待产的母牛。长得这么胖可他的行动到时十分敏捷，纳纳点头哈腰地问他：

“先生，要把中国驾照换成加纳驾照，怎样办理？”门卫翻着白眼瞟了纳纳，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奉告。

阿龙掏出一根烟递给门卫，门卫眼睛为之一亮，才悠悠地说道：“先生，你先将中国驾照翻译成英文才行。附近的法兰西联盟就有人专门做翻译。”我们撇下门卫，直接上车就走。炎炎烈日下，在没有空调的破车里，我们开了二十分钟的车程才到达门卫所说的法兰西联盟所在地，进门一问，居然只有英法互译，不提供中文翻译。不过热情的工作人员在纸头上写下了可以翻译中文的外语学院地址。

我们按图索骥，驱车到达一个类似学校的地方，问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说这边没有中文翻译，根本没有翻译的业务。

无可奈何之下，我们再次回到使馆。此时已过十二点，黑门卫紧闭大门，右手直指值班室墙上的钟表，示意已经下班了。我瞟了一眼使馆门口的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周一周三办公，时间：上午8：30-12：00。

我心头的怒火升腾，恨不得砸了那牌子。特么的逼！跑了两趟，居然连个管事的中国人都没见到，连接电话的都是黑妹，搞个毛啊！可发火也没用，烈日当空，大门紧闭，我就是喊破喉咙也于事无补。

我们一行三人十分无助地回到车上，阿龙瘫坐位子上，抽着闷烟。纳纳仿佛一只被阉了的公鸡，有气无力地把着方向盘。车上的气氛显得异常沉闷。我木然地望着窗外，心情十分地复杂。使馆大门的院子里有个十多米高的旗杆，空气中没有一丝风，红色的旗子耷拉在旗杆上，旗杆的高度和高大的建筑极不相称。一周工作才两天，工作时间又那么短，怎么可能连使馆官员都见不到呢？

加纳是个民主国家，路边电线杆上随处可见各种议员候选人的头像在风雨中飘摇。显得十分简陋，十分寒酸，仿佛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政治生活。非洲人虽然很穷，但是他们手上有选票，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，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。我们中国人虽然很富裕，但还是奴才，连开口说话的权利都没有，更别谈什么当家作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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