拥有购买朝贡使团六成商品的权利。但这个所谓的“购买”实际上就是“赏赐”，因为朝廷往往会以商品价格五到六倍之多财货回馈给使团。还会给使臣本人以丰厚馈赠和高规格的招待。

靖难后，尽管成祖施行了“谴郑和六下西洋”这样积极的对外政策。但在海贸方面仍然沿袭了不征税的做法。甚至说“今夷人慕远而来，乃侵其利，所得几何，而辱大体多矣”。

只许朝贡不许私贸的情况，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。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，海禁才有所放松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
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嘉靖皇帝仙逝之后。隆庆元年，在福建巡抚谭纶的积极倡导下，舆论普遍认可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
为了避免东南地方再生倭乱，穆宗庄皇帝宣布解除海禁，调整海外贸易政策，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，并开放福建漳州府之月港以通商。

不过，这个口子开出来之后，大明官方得到的收益却非常少，而且北京中枢是根本没有获利的。

月港开港当年，征银六千两，留充福建军饷。万历二十二年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，朝廷关闭月港。直到万历四十三年，月港才被重新开放，并计划每年征收二万七千余两白银，仍充福建军饷，北京半个铜板都收不着。

而且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是隆庆元年的六千两，还是万历四十三年的二万七千两，都和白银大规模入华的现实是完全脱钩的。隆庆开关之后，流入中国的白银以亿两计，真要俱实征税，绝不止这个数。

尽管徐光启不知道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，可即便只从表象切入，也还是很有说服力了：“臣与海外洋儒有交，洋儒对臣说，澳门及福建海面上千料大船，络绎不绝，近海小舟，更是不可胜计。故臣敢断言，国用之不增，不在于海贸无利，而在于海贸之利都让沿海的富商巨贾，以及从海澄县衙到福建藩司的贪官墨吏给攫取了。”

“说说具体的建议吧。”朱常洛颔首。

“臣以为，应当闭月开天。”徐光启解释道：“也就是关闭福建海澄的月港，并开放天津作为新港。”

“以天津卫辖之？”朱常洛问道。

“臣以为，不然。天津三卫腐朽不堪，应当裁撤三卫，并设立由朝廷直辖的天津府。并派遣能员干吏以督之。”徐光启回答道。

“你疯了不成！？”李汝华又跳出来反驳道：“天津可是京畿重地，在这个地方撤卫设府，开港通商，你是想在京师重现东南倭乱吗？”

“如果武备废弛，军士惧战，纵使天津有卫又能如何？”徐光启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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