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

李汝华之所以按照“先地、后粮、再银”的方式进行汇报。是因为在理想状态下，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官府，都是以土地的产出为基准，先核定一个征收比例，其基本原则是膏腴之地征高税，贫瘠之地征低税，制定计划之后再让手下的胥吏按照这个比例实征税赋。

在一条鞭法全面推行之后，全国各地上解中央的税粮中的八成，都改成了税银。而这个改，并不是按着机械固定的比率，进行全国统一的规定。中央给了各地官府相当大的自主权，允许各地官府，依据当地当年的银、粮比价，进行折算。

只有上缴给内承运库的四百万石粮食，是以每石二钱五分的固定折纳率，进行折兑的，这笔金银的折纳比率相当低。因为在南方的绝大多数地区，银粮之间的折纳比率都在每石粮食五钱银子到七钱银子之间。而在北方，每石粮食的折银区间在八钱到一两银子，就算是正常。

综算下来，以税粮折纳之后的银两作为计算标准。国家每年向种地的农民征收的税银，大概为二千一百万两。而太仓收入的四百万到五百万，只是正税中上缴北京户部的部分。

所以，太仓常年亏空，其实并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情。太仓空了，户部的解决办法，无非是停发京官儿那本就少得可怜的俸禄，要是这还不够，那就再想别的办法。通常的做法是，北京户部请旨，让地方官仓乃至南京官仓调银北上。如果北直隶不够，那就调北方四省，如果整个北方都不够，那就调南直隶，南直隶再不够，调南方。要是哪里都找不出来了，那就只能加派了。

那几年，万历皇帝以“国本三礼”“公主大婚”“藩王建府”“重建乾清宫”“重建三大殿”等名义向户部伸手要钱的时候，太仓掏不出银子，就是用这种方法补齐的。

皇帝酒色财气，不知收敛，当然是国家陷于危难的重要原因。但首都中央的财政收入，常年维持在全国总收入的三成以下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而且这还没有算上被一条鞭法计入土地的役银。役银是地方官府自行支配的，如果算上这些役折，那么首都的财政收入就只占全国收入的两成不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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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完去年的收入和支出，就该报预算了。

但事实上，北京户部能够报出来的预计收入，基本等于去年的总收入，而且这还是一个无法被核实的约数。

“今年太仓预计收入，折白银五百万两。”李汝华甚至报了一个整数。“司礼监有问题吗？”

“没有问题。”王安摆出请的手势。“您还是接着报预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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