色凝重道：“如此，此书院必耗费甚多也。”

当着魏哲的面国渊也不遮遮掩掩，直截了当道：“本朝州郡官学不兴，除无名师坐镇之外，钱粮短缺亦是一项顽疾。若君侯欲令书院大兴，钱粮之上必不能短缺。”

这点不是国渊在趁机要钱办事儿，而是国情便是如此。

自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私学便发展的如火如荼了，至如今早就颇为完善。

比如当下私学按照不同年龄、不同水平已经有一统教学体系。

其中“书馆”就是两汉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，教师称“书师”，主要对学生进行识字和写字的训练，主要负责开蒙。

这种书馆一般规模不大，大多都是书师以自己的居所坐馆设教，附近乡里学童会就近入馆就学，学生人数不等，少则几人，多至百人或数百人。

汉章帝时，提出“无神论”并且著有《论衡》王充八岁求学于会稽书馆时，书馆便有小童百人以上，可见私学之盛。

不过家资富裕的豪门富户一般都会聘请书师来家施教，这种便为“家馆”。

在这方面，连皇帝子女都是通过“家馆”接受启蒙教育的。

但无论哪种书馆，书师对学生进行的都是识文断字的基本训练。

等到接受完开蒙教育之后，学童进入“乡塾”学习儒家经典。

“乡塾”的老师一般称“塾师”或“孝经师”。

因为他们主要教授的就是《孝经》和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。

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对经书“粗知文义”，算是塑造学生的三观。

可以说绝大部分识文断字汉朝百姓，最多也就接受到这种层次的教育为止了。

只有少部分家资富裕、或者天赋过人的少年，才会继续求学。

比如范升“九岁通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及长，习《梁丘易》《老子》”。

邓禹“年十三，能诵诗”，通《论语》，十三明《尚书》，十六治《诗》”

所以在当下这个世道，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不是有钱、就是有才。

因此之故，大汉朝的高等教育就比较高端了。

讲学大儒一般都会在家乡或富庶郡县设立“精庐”或“精舍”，通过讲学吸收了大批生徒前来听课，而后择优录入门下。

至于不优秀的学子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家资富裕也能降低标准。

所以大儒讲学之精舍常常能筹集大量资财，供应学子食宿。

比如卢植当年在洛阳城外的缑氏山设立“精舍”就是这种情况。

公孙瓒、刘备、刘德然等人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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